连登上盛唐抒情诗顶峰的李白，也写出过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战城南》）之类散文化的句子。
[70]在立法与行政的关系上，也存在着相似情形。而国家权力机关只对框架性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进行审查和批准，赋予其法律约束力，[62]对决定各种具体资源配置的专项规划和部门规划等并不过问，后两者实际上是在各相关部门—发改部门—党委政府的闭环架构下起草、审查、修改、审议通过的。
[39]参见《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专职消防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云政办发〔2018〕17号）。综上，评价行政机关的履职状况并决定履职责任的分配，应当在行政可问责性的结构下按照如下步骤展开：（1）判断作为义务是否存在，包括寻找规范依据和在具体情境中分析行政机关的裁量余地。[71]前引[67]，陈征文，第63页。[20]相对于普通行政诉讼以特定对象的权利救济为首要目标，行政公益诉讼更接近于在一般意义上监督政府职责的履行，监督的目标指向行政活动的实质合法性，监督的范围也更加广泛。例如，我国中小学校车安全问题一度十分严峻，特别是2011年的甘肃正宁校车事故引起重大社会关切。
我国的法律虽然将各个行政机关拟制为独立承担责任的主体，实际上它们只是科层化的国家行政系统中的代理者，并无独立利益。[58]参见林慕华、马骏：《中国地方人民代表大会预算监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第78页。司法不是封闭的单向活动，而是与司法用户(当事人、律师及其他事实参与人)共同作用的结果。
人民对司法的认同则会转化为行动上的遵从和维护，这也是世界各国均注重司法社会认同的原因所在。希望通过这条途径，有助于揭示唐诗的真实源头，对唐诗何以能成为唐诗的问题，作出比较确切可信的回答。郝懿行曰：狭阸，犹狭隘也，谓民生计穷蹙。义和信都是儒家的学说范畴，岂可谓这里的粹而王是专用儒家之道，驳而霸就不是儒家之道？ 驳本指马的毛色不一，后引申为杂而不纯。
杜甫以后，以文为诗的趋势愈形扩展，构成了中唐时期诗歌创作的主流。(41)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尽管二审发改率、指令再审率等会反映法官的审判质量，但对这些指标的过分强调会引发下级法院通过非正式化的方式请示上级法院，扭曲下级法院法官的司法行为，亦会导致审级制度的虚置。
(33)虽然实现法院审判管理目标的关键在于法官能力的高低，但也受益于审判资源的合理配置、法院组织结构与审判运行结构的优化、案件繁简分流机制的确立、审判庭室之间的衔接配合等因素。这儿的粹则是指治国之道和治国之人一致而言，而非专用儒术。该州的法官考评委员会定期发布公告，招录司法观察志愿者进行为期一年的法官观察。又如《商君书》中的《兵法》《境内》等篇，也都是出自入秦的东方兵家传人之手，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东方士人在秦的活动情况。
(45)参见佟季、袁春湘：《美国和加拿大司法绩效评估的实践及启示》，《人民法院报》2011年11月5日，第2版。(20)三是法官的区分度依然不足。四、法官绩效考核制度实施机制的调试路径 法官绩效考核制度的实施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实施机制的影响。在功能定位上，法官绩效考核制度的设置应遵循司法规律，以提升法官能力为核心功能，兼顾优化司法管理功能。
在法官绩效考核制度设计中，考核指标无疑居于核心地位，考核指标是否科学事关制度功能的发挥。一方面，应契合司法的专业化特征，弱化法官绩效考核制度对法官的管理与控制。
然而，一定的质素又总是凭藉具体的文学体貌呈现出来的，而体貌的建构离不开既有的文学资料。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即文学传统为新一代文学创作提供了可以作为承传的对象，而单凭这一方面，尚不足以掌握整个承传关系。
各地法院在结合本地实际调整考核指标时，应审慎增加与办案事项无关的考核事项，以避免司法行政化并实质性地为法官减负。严格地说，建安和正始亦属于六朝的范围，六朝文学的自觉就是由它们肇始的。以文为诗的现象，也并非从唐中叶才开始。其二是自商鞅变法以后，在六国权贵心目中，秦有虎狼之国的恶名，六国士人自然也有类似看法，所以吕不韦招士的消息传出，很快有三千之众归附门下，其原因固然与吕不韦的厚遇有关，但与秦国用人驳的传统也不无关系。实现以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为目标的司法责任制的关键在于破除影响法官公正裁判的掣肘因素，为法官履职提供充分的保障，故有学者明确指出，法官责任制与法官履职保障实为一体两面。为确保司法审判的独立性，由法官掌握案件审理的主动权，我国完善了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机制，同时改革了裁判文书签发制度，无须再由院长、庭长审批案件、签发裁判文书。
法官分类是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当前大多数法院区分了承担行政职务的法官与不承担行政职务的法官，依此对不同法官的办案数量进行了差异化设置。比如，荷兰的法院委员会需要每个季度检查一次法院的运行情况，在此基础上，每年撰写反映法院整体运行情况的报告。
文学艺术的创造力，跟它对于各种传统资源的开发、利用、加工、消化的能力，本来是相一致的。(三)契合法官职业特征设置考核指标比例 指标设置的简单化与比例不合理的原因在于忽视了法官职业的特征，而在诸多法官职业特征中，法官的独立审判是前提，司法公正是根本价值追求。
尽管两两对举，亦可见出爱好绮靡艳佚，已成为社会的重要趣尚。这就给当时代的诗人提出了一个严峻的课题，要求他们作出新的抉择：是尽力保持和修复过去了的盛唐诗歌的光辉传统呢，还是跟上时代的步伐，尝试新的开拓？以大历十才子为代表的一批作家选择了前一条路，他们虽然取得了盛唐诗风接武的称号，而终不能挽回颓势，证明墨守传统不会有出路。
以对仗的运用来说，初盛唐人大抵求其工，晚唐人则求其工而能化，不露板滞、拼凑的痕迹。首先，法官绩效考核主体存在封闭性。因此，相较于对发改率、上诉率、信访率等结果的关注，法院应当采用过程考核方式，即以审判过程中法官的行为表现而非单纯地依据裁判结果对法官能力进行评估。考核内容仍然需要聚焦于办案数量、办案质量、办案效率、办案效果四个维度，但是不可基于平均主义直接将年度考核指标平均分配至各个季度，避免造成平时考核的机械化与形式化。
若按杨琼解粹为专一，只有用儒学才能成就王业，荀子就不会把秦政霸而未王的原因单单归结为无儒，而应指出秦政只有用儒学才能成就王业而摆脱其恐惧和担忧（即则有其矣）了。法律效果指法律在审判过程中的被执行度，是实现依法裁判、司法公正的主要保障。
如果有儒，距王者之功名就不远了。二是部分考核指标设置的比例不合理，影响司法公正。
一是为审判管理提供决策依据。文学承传关系上的转益多师与别裁伪体相结合，正是这种时代心理的直接反映，归根到底是受社会生活的变革所支配的。
考核指标的复杂繁烦、缺乏合理性使得法官疲于应付，法官的自主性被吞噬。法官绩效考核制度只有以遵循司法规律为核心支撑，才能符合法官的职业特点与审判行为特征。六朝余风在唐初诗坛上仍能占据统治地位，与这种认识是相合拍的。然而，在李斯看来，仁义之兵虽好，但尚无成功实践，六国之人大讲仁义，但六国之兵并非什么仁义之师，也无法与秦抗衡，而秦兵之强恰恰是不讲什么仁义之道，而是便宜从事。
二是设置不同审判部门之间办案数量的换算比例，如《吕梁市中级法院考核实施办法》第5条明确规定，1件知识产权案件折抵2件民商事案件，1件破产案件折抵3件民商事案件。这不仅是一个高度专业化的过程，而且带有主观性与价值导向性，因此需要具备实践技艺与专业能力的考评主体对法官的审判进行专业判断。
同时，过于注重法官的物质性奖励，缺乏荣誉等精神奖励，仅有少数法院在法官等级晋升、岗位调整和绩效考核奖金分配之外，尝试将法官绩效考核结果作为评优评先、教育培训的依据。(27)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课题组：《审判绩效考核与管理问题研究》，《中国应用法学》2019年第3期，第134页。
本轮司法责任制改革就是要回归以审判为中心，重新确立审判权的中心位置，理顺司法行政权与司法审判权的关系。追本溯源，司法审判具有区别于其他权力行为的中立性、被动性、亲历性等司法化特征，其遵循自身独特的司法规律。
